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窃书不算偷?——说说身份与犯罪

发布时间:2017-07-31 14:43:04 作者:欣小北 来源: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:

孔乙己到底在说什么?

《孔乙己》是现代文学巨匠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,长期被选入我国初中语文教材(人教版)。小说的主人公孔乙己贫困潦倒,但又竭力维持书生的清高形象,乃至越过越穷,甚至做出小偷行径为众人耻笑,于是便有了那句“窃书不能算偷”的无力回击。

他们又故意地高声嚷道,“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!”孔乙己睁大眼睛说,“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……”“什么清白?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,吊着打?!笨滓壹罕阏呛炝肆?,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,争辩道,“窃书不能算偷……窃书!……读书人的事,能算偷么?”接连便是难懂的话,什么“君子固穷”,什么“者乎”之类,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: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从文义上看,“偷”与“窃”二者的内容并无实质不同,皆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将他人之物(书)占为己有的行为,只是“窃”在表达上更为文雅一些罢了。但孔乙己想要表达的仅仅是“窃书不算偷”吗?实则不然,他想要表达的是“读书人窃书不算偷”。读书人的身份使孔乙己具有高普通人一等的优越感,因为在古代社会中,法律对相同行为的判罚往往因人而异,因身份而异。

◆“刑不上大夫”

在封建社会,特别是科举制实行以后,读书人的地位越来越高,故而有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一说,这种身份的推崇同时反映在刑律及刑事司法实践中。以明清为例,秀才见到县官诉讼可以不必下跪,秀才犯罪要先由当地的学政官员削去功名,剥夺秀才身份才能判刑。此外,古代法律传统中的“刑不上大夫”一说,更是直白地体现了法律对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:士大夫犯罪,虽然也要被判处刑罚,但是可以免受肉刑,以保存体面。

在现代法律体系中,“刑法面前人人平等”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。我国《刑法》第四条规定:“对任何人犯罪,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?!备迷虻暮迨牵喝魏稳朔缸?,不论犯罪的人的家庭出身、社会地位、职业性质、财产状况、政治面貌、才能业绩如何,都应平等地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,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。在这条原则之下,无论行为人是知识渊博的教授还是目不识丁的农民,是身价百亿的富商还是家徒四壁的穷人,只要犯罪行为、主观恶性相同,在对其定罪、量刑以及刑罚执行上,不应有所差别。

现代法律体系中完全不考虑身份因素吗?

与此同时,现代刑法中的某些罪名却对行为人提出了明确的身份要求,也就是说,只有具备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才可能构成某种犯罪。比如,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,一般人并不符合滥用职权的主体要件;再比如,军人叛逃罪的犯罪主体是军人,如果一个人不具有军人的身份,即使他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,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,危害国家军事利益,也不可能构成军人叛逃罪。

读到这里,也许有人会心生疑问:上述身份犯的存在是否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违背呢?其实并没有。在古代社会,身份犯之身份,大多是根据社会地位以及等级地位决定的。而现代刑法中的身份犯,尽管也因为身份不同,成立犯罪的范围不同,承担刑事责任不同,但它并不是一种“等级身份”,而是考虑到行为人因为具备特定的身份,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,从而构成特定的犯罪,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。以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假币罪为例,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作为专门从事各种金融活动的人员,其利用职务便利换取货币的行为,不仅破坏了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,还侵犯了金融机构的正?;疃?,社会危害性比一般人购买假币行为的危害性更大,故刑法特设专门罪名,使其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。由此可见,正因为每个犯罪人所具备的个人因素不同,为了真正实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,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,才有了刑法上的身份犯理论。

综上,在现代刑法中,不同人犯罪,不会因社会地位、财产多寡、政治面貌等因素导致的身份不同,而不平等地适用刑法。但是,若某种特定身份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在客观联系,那么在定罪量刑时必须考虑到身份因素,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,更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!

(本篇文章刊载于《青少年法治教育》杂志中学版2017创刊号中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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